协和医院车谷院区三期开始地面施工

民眾措手不及過於安逸的汶萊民眾如同5月的台灣，對新一波的疫情措手不及。

由於政治利益發生了變化，由於成本效益計算不再有利，當事人便考慮撤離，且越快越好與此同時，國際輿論傳出「美國回家了」的聲音，認為美國撤軍導致塔利班班師回朝，代表美國「阿富汗政策」的失敗，一來無力解決阿富汗政府貪腐的現象，致使民心渙散無法凝聚反塔利班的意識，二來美國無心讓阿富汗建立自立自強的軍力，幾乎對塔利班毫無招架之力。

說白了，最不樂見美國自阿富汗撤軍的便是中國，也因此，中國對於塔利班奪取政權一事態度相當保守。這並不是塔利班首次建立政權，早在1996年就曾以「阿富汗酋長國」為名進行恐怖統治，嗣後因為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，塔利班政權維護蓋達（al Qaeda）恐怖組織，美國聯合北約盟國發動阿富汗戰爭，推翻了塔利班政權，重新扶植新的阿富汗政府，致使塔利班勢力四處逃竄。首先，從美國近期的對外策略來看，並不是要介入台灣國內的政治發展，而是對抗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，這攸關著亞太盟友的安全。尤其，塔利班一心想「拿回2001年失去的一切」，那麼就必須要萬無一失。其實，這也說對了一半，畢竟阿富汗社會長期處在貧困狀態，加上政府貪贓枉法確實也累積了民怨，但並不代表塔利班就是民心所向，對美國來說，撤軍是主、客觀的因素使然，整體對外戰略的轉變，以及沉重的軍費支出，這是不得不的決定，只是時間早晚的差別。

諷刺的是，那些一再看衰台美關係的謬論，內心深處恐怕不是為了台灣好，而是擔憂或同情中國不利的處境吧。只是，阿富汗形勢驟變對遠在太平洋一端的台灣有何意涵？有專家學者警示美國總有一天也會放棄台海，台灣有可能複製阿富汗的悲劇，如此似是而非的說法恐怕是危言聳聽，畢竟台灣與阿富汗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異。一到公園，才發現已經有一堆民眾不分男女老幼就定位，面向飛機可能出沒的方位。

就連隅田川的對岸堤防上也站了不少民眾。東京當初在申辦奧運時，東京街頭就可以看到申辦奧運的宣傳旗幟。不過對千駄谷當地的居民而言，國立競技場就像是自家巷口的公共設施。連假的第二天中午過後，自衛隊派出藍色「空中大鯊魚」在東京上空做飛行表演。

民眾在緊急事態宣言期間特地去國立競技場拍照留念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不過從不少民眾事前做功課來等著看飛行表演的狀況來看，很多民眾其實相當期待奧運。

民眾早就習慣這種街景。這四天連假是從奧運開幕典禮的前一天開始放。由於是大熱天的中午過後，而且是在緊急事態宣言期間，所以民眾們看完飛機後就主動撤退，沒有繼續在公園逗留。奧運期間，競技場又設了重重安檢關卡，結果一般民眾還是只能在外圍看熱鬧而已。

我在2010至2012年間，曾經去過千駄谷一帶約300次。雖然這些地區沒有比賽會場，不過我可以感受到氣氛真的不一樣了。雖然飛行表演的空域離我住的地區有一段距離，不過我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，到我家附近的大公園看看能否觀賞到表演而對於「小小孩」來說，即便再理智，結案都是非常創傷的事，特別是原來支持網絡就很薄弱的案主。

在使用某種「父母／子女」的互動想像時，我一方面覺得服務對象放下防衛變得像小朋友，很單純的信任自己，對彼此都是很正面的經驗，這樣的關係也能讓他們比較安定。我常常想起這些人，在錯過的那一刻，那個「你不救我嗎？」的眼神。

因為明白自己是這樣的狀態，我需要明確切分上下班的界線。「一種___的社工觀點」，可能是「一種服務精障家庭的社工觀點」，或「一種來自中產階級的社工觀點」，不是什麼絕對的道理，但就是我這一路上的積累。

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限制，覺得「再努力一點」就可以。在某些時刻，例如面對創傷經驗被重現的案主，這或許是療癒且正向的工作經驗。每個失敗當中，好像才能看見自己的限制是甚麼，自己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。雖然覺得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想試著整理我的經驗，也期待看到更多社工現身。母親與孩子也是我常浮上心頭的意象，希望那些過去在原生家庭經驗不好的案主，可以在助人關係中重新被照顧，因此學習建立比較好的、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。但基於各樣原因，那時我沒有辦法拉住他們的手，只能看著他們被浪捲走。

文：郭可盼 關於「一種___的社工觀點」專欄 社會工作是一種很特別的工作方式。有一些人被別的工作者或身邊的人抓住了他的手，打撈起來。

在這種隱喻當中，有一個很大很有能力的拯救者／母親形象的工作者，和一個很小很脆弱、溺水的幼兒樣貌案主。像是看到特別有需要的人，反而會很遲疑。

我也覺得保險業的朋友也很厲害，可以隨時被客戶找到而不會覺得干擾，但是我自己真的不太行。由於服務對象處於困境之中，平常可以使用的方式無法讓他度過難關，才需求助社工，加上社工的「專業」角色，很容易形成某種上對下的關係。

社工理論中常常提到「案主培力」的價值，然而培力不僅只是特定的活動，也發生在關係的細節中。如果要打破這樣的界線，例如有一段時間必須處理危急狀態，那就必須要有後續休息的時間。不同的隱喻塑造了不同的關係樣貌，也影響了關係的走向，而這樣的隱喻圖像，經常不知不覺在言語中洩露出來。社工也須學習在互動細節裡，找出適合他的資源、引導他找回對生活的掌控和自信。

我有一些工作者朋友，可以隨時調節自己的狀態，很放鬆自在的和人在一起。但有時候這樣的關係也令我很疲憊和消耗，因為很像在顧小小孩。

每當談到自己在做社工時，總是會得到像是「好有愛心」之類的稱讚。我下班的時候往往要花很久的時間，身體才能從緊張和快速運轉的狀態慢下來，但是如果這時候接到訊息要處理案主的狀況或其他公事，我馬上又會回到很緊蹦的狀態，即使事情一下就處理完了，可能對我來說就像是沒有休息到，反而更累。

因為害怕沒有辦法陪完全程，反而造成對方更大的失落和傷害。在溺水的關係裡，有一個陷入困境的人，也有一個在岸上的「拯救者」。

懷揣著這些無法釋懷的經驗，但還是想繼續和人一起工作下去的話，好像要對自己更明白一些。他們曾在快要被生活的大浪滅頂時，向我伸出了手。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，可以和人工作，可以對所面對的人負責。也有些人可能浮浮沉沉中，最終失去了消息。

或是如果我服務的對象比較需要密集、隨時應變，那我可能同時服務的案量就要很少。留意你使用的語言，覺察隱藏的關係樣貌 服務的時間、生活的界線、案量，這是比較明確可以分辨的部分，但建立關係的型態需要更進一步的覺察。

當我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從某種拯救／溺水的隱喻，逐漸轉變成比較平行的隱喻（例如旅伴、戰友）時，自己比較不會感到耗竭，對方也比較會展現出成人、有力量的面向，在那些工作者力有未逮的時刻，比較不會讓他產生這麼強的被丟棄、絕望的感受。我一直覺得這樣融入生活，好像才是「落地」的工作者。

然而接受這個隱喻的案主，可能某個程度也同時削弱了自己的能力，覺得沒有你不行。我在開頭使用了溺水的比喻，這也確實是我在工作前幾年心裡常浮現的畫面。